王芬:藤花落龙山文化城址试析

摘要:位于江苏连云港市郊区的藤花落遗址,发现内外两圈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内圈面积约4 万平方米,外圈面积约14 万平方米。发掘报告认为,内外两圈城址是同时并存的。本文认为这一结论不确切,因此着重从内外城墙的层位关系、相关遗迹包含物的年代等方面,对藤花落内外圈城墙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认为内圈城址的营建时间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偏晚阶段,使用期延续到龙山文化早期;外圈城址的营建时间约在龙山文化早期后段,一直使用到龙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藤花落与邻近的日照尧王城和两城镇、五莲丹土等遗址发现的城址,在城墙结构、年代、内外城址的关系等方面基本一致。

藤花落遗址位于江苏省东北部的连云港市开发区,坐落在离黄海不远的南北云台山之间的冲积平原上,海拔6~7米,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1994年以来,南京博物院和连云港市博物馆先后进行过五次发掘,揭露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内城、外城两重城址和壕沟以及数量较多的房址等文化遗存,被评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藤花落最重要的大型设施———龙山文化内城和外城两重城址,发掘报告认为,“内外城基本上为同一时期,可能建造或废弃年代上稍有先后,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的使用年代”。截止目前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有不少存在内外两圈城墙,其为同时共存还是前后相继,对于判断城址的性质和功能乃至对当时社会结构的认识等至关重要。藤花落龙山文化城址的面积相对较小,内外两圈城址是否如报告所说为“基本同时”,仍有必要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结合藤花落城址的具体情况以及目前海岱地区已发现同时期多重城址的年代关系,来分析和探讨藤花落龙山文化内城和外城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藤花落遗址的龙山文化内城,平面为圆角方形,方向230°,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城墙长199、宽21~22米;南城墙长约210、宽约21米;西城墙长约190、宽约21米;北城墙长约200、宽约21米。残存高度为1.2米,包括城墙在内的城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而城内面积不足3万平方米(图一)。

涉及到内城城墙的探沟和探方共有6条(个),即96T2(北墙)、T5239、99T4、T4024(以上三处在东墙)、99T2、99T5 (以上两处在南墙)。其中99T5和T4024的发掘资料报告中未予以公布,T5239则没有发现可以断定年代的有效层位关系。下面主要讨论余下的三处。

99T2,位于南城墙的东端,这是藤花落遗址前五次发掘中唯一一条贯通内外城墙的探沟。探沟内的内城城墙宽度约为15.5 米,分别被H138、H139、H141、H89、H150 和G11等六个单位打破。其中H138、H139、H141三个单位没有出土遗物,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故不论及。余下的三个单位,以H150最为重要,通过它可以比较准确地界定藤花落内城城墙的建筑年代。

H150,位于内城南墙的外侧边缘,打破NCQⅡ②,又被NCQⅡ①所叠压,恰好处在城墙的上下两层之间(图二)。

这一层位关系表明,内城城墙的建造时间要早于H150,或者说不迟于这一时间,而延续使用的下限时期则要晚于H150。所以,判明H150的所处时代对于确定藤花落内城建造和使用过程中的某个下限年代至关重要。H150最下层出土了2 件可以复原的陶器,H150③:1白陶鬶,高颈较细,深腹,中部有一周细索状堆纹(图三,1)。这种鬶的形制明显偏早,为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风格;H150③:2,夹砂褐陶鼎,宽折沿,深腹,三凿形足的根部从两侧向内捏,致使中部较高,两侧各有一个按窝,鼎腹饰较粗的斜篮纹(图三,2)。H150鬶和鼎的形制及纹饰,与距其不远并属同一文化系统的日照尧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H51出土的同类器基本相同(图三)。所以,H150出土的这一组器物,其时代应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由此看来,藤花落内城的始建年代不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与尧王城、丹土早期城址的始建年代大体相当。

打破内城城墙的H89和G11,出土遗物不多,时代特征不很明显,大体上属于龙山文化第三期或略早。依据这一组层位关系无法明确其打破城墙的时间是在城墙的使用时期,还是已废弃之后以及废弃之后多久。

96T2,位于北墙中部内侧,层位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城墙上部被开口于第5层下的H5所叠压,下部则打破第6层及以下文化层。H5为一巨型坑,已暴露部分的口径接近6米,出土的三件鼎足,有二件为铲形(图四,6),属龙山文化第二期。

99T4,位于东墙南部外侧。开口于第3层之下的H107打破城墙。H107出土外表有纵向附加堆纹的铲形鼎足、子母口下有对称分布的喙状装饰的瓮以及敛口钵、盆等(图四,1~5、7、8),属龙山文化第三期偏早阶段。

综上所述,依据H150的有效层位关系和时代特征明确的器物,可以确定藤花落内城的始建年代,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而城墙的宽度明显较外城要窄,并且两侧(特别是外侧)没有增筑的痕迹。所以,推测其使用时间没有外城那么长。并且,在发掘内城城墙的六处探沟和探方中,城墙夯土内没有发现同时代的陶片等遗物,这与外城城墙夯土内出土较多龙山文化陶片等遗物判然有别,从而间接说明内城的筑城时间较早。此外,与藤花落邻近的尧王城和丹土遗址的早期城址,时代均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其使用年代约在一二百年的时间范围之内,与藤花落大体一致。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推定藤花落内城的使用期约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至龙山文化第二期前段。

藤花落外城

藤花落遗址的龙山文化外城,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方向230°,亦为东北-西南方向。南北长435、东西宽325、周长1520、墙体宽21~25、残高约1.2米。包括城墙和内城在内的面积约14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图一)。

历年发掘的探沟,涉及到藤花落外城的共6 条,即99T1、99T2、98T2、96T4、99T3 和99T6,其中发掘报告没有公布96T4的资料。位于东城墙的99T1和西城墙的99T6,除了城外的壕沟(G8)之外,没有其他遗迹与城墙相互叠压或打破,从而缺乏能够准确揭示城墙所处年代的层位关系。余下的三条探沟,可以确定外城年代的资料主要有四种。

一是被城墙所叠压或打破的遗迹。这一类遗迹不多,主要见于南门东侧城墙位置的98T2。有3个灰坑被城墙所叠压,即H146、H147和H148。可惜3个灰坑都没有出土成形的陶器,无法据其断定城墙的上限年代。

二是城墙内包含的遗物。城墙内包含的遗物是判定城墙建筑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外城城墙较宽,中间可能经过修补、增筑等活动,故其延续时代应该比较长。

98T2,从报告图三二东壁剖面的层位关系分析,WCQ内Ⅰ至WCQ内Ⅴ和WCQ①的时代最早,属于始建阶段的城墙。外侧的WCQ外②至WCQ外,可能是城墙外扩加宽加高逐渐形成的。从层位上说,越往外侧时代越晚。城墙内的包含物,内侧最早的WCQ内Ⅱ出土折腹(或称为双腹)鼎的上半部,折腹位置偏下,上腹显得较宽(图五,1),这种形制的鼎在龙山文化中的时间定位较为明确,可以早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属于外侧附加的WCQ外②,出土无眼鸟首形鼎足(图五,9)。

外侧附加的WCQ外③出土的尖唇折沿罐形鼎和甗上半部(图五,2、6)、内敛矮口有颈瓮(图五,12)等,所属年代为龙山文化第三期。晚于WCQ外③的WCQ外④,出土一件标准的侧三角平底鼎残片,具有典型的龙山文化第四期特征(图五,10)。所以,外③到外④之间可能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从以上所列外城城墙夯土内的包含物来看,藤花落外城的始建年代,最早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并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第四期前段。

99T2,从剖面图显示的外城城墙较为特殊,中部为一近梯形土堆,内外两侧依次叠压倾斜。中部最早的夯土内出土敛口盆形鼎的残片(图五,3);外侧倾斜叠压的夯土中发现外表有堆纹的无眼鸟首形鼎足(图五,8)。时代当在龙山文化第三期。另外,就99T2地层剖面而言(图二),虽不能直接得出“内城营建-使用-内城废弃和外城营建-使用-废弃”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综合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等情况,我们可以对内外城墙相互关系进行解读,虽有推测的成分,但是并不影响内外城墙年代关系可能性的进一步讨论。人们来到藤花落时,只在生土上营建起规模较小的内城城墙,这个时间不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有H150为证);后来,在内城城墙的外侧,又营建了规模较大的外城城墙,城墙下面有部分遗迹,如灰坑等;大体同时或略晚,在外城城墙内侧,修筑了一条环绕城墙的道路(L4),因为路面较低,在路的两侧各挖有一条与L4配套的排水沟(即G12和G11),从G12的出土物来看,时代约为龙山文化二、三期之际。同时,内城城墙出现密集的遗迹,主要为柱洞和灰坑,一般情况下,城墙在使用期间不会出现类似情况,因此,内城在此时或已废弃不用。

99T3,城墙的堆筑方式与99T2段完全相同,也是中部为一梯形土堆,然后向内外两侧倾斜堆土。中心部位(WCQ①)和内侧倾斜的WCQ内⑤,均出土平折沿、敛口的盆形鼎残片(图五,5、4)和无眼鸟首形鼎足。这些器形的时代均为龙山文化第三期。99T1的情况与以上三条探沟的情况大同小异(图五,7、11)。

由以上分析可知,藤花落外城城墙夯土内包含物的时代,在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至第四期前段之间,以第三期遗物数量最多。据此可以推定,藤花落外城城墙的始建年代,最早可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有可能晚到第三期之初,对外城城墙的修补和增筑活动则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第四期前段。

三是城墙外侧壕沟内的遗物。壕沟使用时期散落于沟内的遗物,是城内居民各种活动的产物,一般可以用来界定城址的使用期。壕沟与城墙类似,可能从城墙建成一直到城墙废弃都在使用,甚至城墙废弃之后还会存留较长时间。所以,其延续的时代可能会更长一些。作为外城城壕的G8,剖面图显示可以区分为许多小的层次(如报告图二八、二九、三六等),所以是有可能做进一步划分的。报告发表的可用来断代的陶片标本均出自没有分层的98T2。从整体上看,这些陶片标本多数属于龙山文化的两个期别,即龙山文化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如鸟首形鼎足,主要见于龙山文化第三、四两期,以第三期最多(图六,1~3);再如侧三角鼎足,则主要见于第四期及以后期别(图六,4、5)。此外,个别扁体的铲形鼎足可能早到第二期后段(图六,6)。

由此看来,壕沟的使用期有可能早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其中第三期的遗物数量最多,并且可以延续到第四期。

四是打破或叠压城墙的文化堆积。如前所述,城墙是大型工程,局部的破坏并不能证明城墙已经完全废弃。所以,打破或叠压城墙的遗迹,其时代就有两种可能,或与城墙使用期同时,或晚于城墙即在城墙废弃之后。

如位于南城门东侧的H149,打破城墙内侧边缘的夯土,坑内出土陶鬶和陶鼎各1件。陶鼎(图七,2)的形制为大口盆形,敛口,折腹,铲形足正面饰纵向索状堆纹,为典型的龙山文化第二、三期之交的形制。鬶(图七,1)为粗长颈,腹较深,袋足较浅,这种形制的鬶习见于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H149是打破城墙遗迹中年代较早的一个,表明外城城墙的始建年代应该早于龙山文化第三期前段。

再如南城墙内侧和城墙平行分布的G12,口宽2.8、底宽0.3、深约1米,已探明长度约100米,是城墙使用时期形成的堆积。沟内出土有鼎、圈足盘、鬶足等器形。罐形鼎(图八,1)为斜折沿,外表饰斜篮纹,并有根部带圆窝的铲形足(图八,4)和外表饰纵向堆纹的铲形足(图八,3、5);圈足盘(图八,2)为大宽沿,口微外敞,折腹;内有橄榄形突起的锥状鬶足(图八,6)等。这几种器形,从形制特征上分析,均具有龙山文化第二期到第三期之间的风格,与H149的时代较为接近。

又如位于南城墙东部99T2 内的H78和H77,分别打破中部和靠近中部的内侧城墙,出土遗物除了龙山文化第三期常见的盆形鼎、鸟首形无眼鼎足、折沿中口罐、短颈鼓腹小平底盆等之外,还有属于第四期的侧三角鼎足(图八,7)、宽平沿敛口浅折腹圈足盘等。所以,外城城墙的使用年代可以延续到这一时期。

综合上述,用来确定藤花落外城营建和具体使用年代的依据主要有三:

一是城墙夯土内的遗物,最早的中部可以早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而外城外部(外城比较宽,不是一次形成,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过增补,所以越晚增补部位的时代也就越晚)夯土内的遗物,最晚可至龙山文化第四期;

二是打破城墙夯土的遗迹,年代最早的是龙山文化第二、三期之际(如H149),多数为第三期;

三是与外城配套使用的城外壕沟,壕沟内的堆积相当于外城的使用时期,沟内出土的遗物,时代最早的可以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最晚的可以到龙山文化第四期。

因此通过城墙夯土内的包含物、城墙外侧城壕内的包含物以及打破城墙的遗迹中的包含物等三个方面证据的分析,可以明确地认为,藤花落外城城墙的建造年代应在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此后一直延续使用到龙山文化第四期前段,前后经历了约200年。

明确了藤花落内城和外城的年代,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清楚了,即内城兴建的时间较早,约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持续使用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外城建造的时间较晚,约在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也可能略早一点,不会更早。使用期比较明确,持续到龙山文化第四期。到龙山文化第五期,藤花落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已经极其少见。所以,可以认为龙山文化第四期的某个时段,藤花落外城废弃不用。在这个过程中,内外城的使用期基本不同时。

一般说来,同时存在内城和外城,没有必要重复修筑两道紧密相联的城墙。如东周以来的许多城址,都是如此。而藤花落两圈城墙之间,东、南、西三面的内外城墙之间,没有留出较大的活动空间,城墙之间除了作为通道,基本上无法开展其他活动。在前述分析和论证表明,内城较早而外城较迟,两者之间是前后相继的关系,上述费力又没有实效的做法则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即内城使用期间,外城尚未建造,而修筑起外城城墙之后,内城城墙之上开始出现较多的居住类遗存。因此,根据以上种种现象,我们认为在外城城墙使用时内城城墙已废弃。所以,应当并不存在两道城墙之间的狭长空间问题。

三、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

海岱地区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超过10处,其中明确有两重或两重以上城址的共6处,均在山东省境内,泰沂山脉北侧地区有3处,即丁公、桐林和边线王,东南沿海地区有3处,即丹土(三重)、两城镇(三重)和尧王城(二重)。

丁公遗址位于鲁北中部的孝妇河流域,1991年发现较大的外圈龙山文化城址,1993年发现内侧较小的龙山文化城址。就城内面积而言,内圈城址约6万平方米,外圈城址约10万平方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不仅内外城的大小与藤花落相似,其结构也颇为接近:如丁公龙山文化的外圈城址在内圈城址的基础上,从四面往外扩大了一墙一壕的范围,从平面上看,由里向外依次为内圈城墙、内圈城壕、外圈城墙和外圈城壕。两圈城墙之间只有一条壕沟的宽度。内圈城墙为龙山文化早期,约略与藤花落内城相当,外圈城墙始建于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至第三期初,约略与藤花落外城一致,只是延续使用的时间更长一些,一直持续到龙山文化最末期和岳石文化时期。

桐林遗址西距丁公约50公里,坐落在乌河之畔,1992年经勘探发现龙山文化城址。后经发掘,确认有内、外两重城址。包括城墙在内,内圈城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外圈城址约30万平方米。桐林内外龙山文化城址的结构、关系与丁公相似,也是外圈城址修筑好之后,内圈城址随即废弃。2002年解剖发掘的东侧探沟,内外城墙、壕沟的排列方式与丁公的内外城墙、壕沟基本一致。

位于桐林以东河流域的寿光边线王遗址,是海岱地区继城子崖之后最早发现的一座龙山文化城址。边线王城址也是由内外两重组成,由于受到取土等活动的严重破坏,城址仅保留着基槽等基础部分。包括基槽在内,内圈城址的面积约2万平方米,外圈城址相对较大,约5.5万平方米。与丁公和桐林两处龙山文化城址相同,边线王的内外城址也是前后相继的关系,即外城于龙山文化中期修筑好之后,早期始建的内城即行废弃,内外城址不共时。与藤花落一样,边线王外城也没有延续到龙山文化晚期。

丹土遗址位于鲁东南沿海的五莲县东南隅,1995年以来经多次勘探和发掘,确认了前后三期城址。早期城址始建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延用到龙山文化初期,面积约9.5万平方米;中期为龙山文化早期,面积约11万平方米;晚期为龙山文化中期,面积约为18万平方米。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发掘者认为三圈城墙的建造是“由里及外,由小到大,由早及晚逐渐扩建的”,是典型的城墙和壕沟相结合的环壕城址。而三圈城墙之间,除了晚期南侧城墙向外有较大拓展之外,其他时期四面均为依次外扩的模式,每一圈向外移动的范围较小,与藤花落东、南、西三面内外圈城墙结构相同。

两城镇遗址离丹土较近,时代略晚,延续时间贯穿了整个龙山文化。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范围较大,遗存十分丰富,其早期只发现一长方形环壕,面积20多万平方米。环壕废弃之后,立即在其外围修筑了面积更大的环壕城址,亦为长方形,面积30多万平方米。两城镇内圈环壕和中圈环壕城址的结构与藤花落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形状相反(藤花落为向北拓展,两城镇为向南拓展),其北、西三面由内侧环壕向外移动了一个环壕(北侧还不足一个环壕,东侧为河道故没有外扩)的宽度,而南侧则向外有较大的拓展。两城镇遗址的内圈环壕约为龙山文化第一期后段,始建年代略晚于藤花落内城,中圈的环壕城址则大体与藤花落外城时代相当。

位于日照南部的尧王城遗址,是鲁东南沿海地区又一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近年来在该遗址的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至龙山文化时期的环壕城址。尧王城的城址亦有内外两重。内圈城址略呈长方形,面积接近15万平方米。城墙宽度为26~28米,城墙外侧的壕沟宽近30米。内圈城址的年代约当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到龙山文化早期,与藤花落内城的时代相当或略早。

综合以上6处具有两重或两重以上的城址,大小相差较为悬殊。小者如边线王,明显小于藤花落,中者如丁公,与藤花落相差无几,大者如两城镇、尧王城和桐林,数倍于藤花落。这些城址的共同特点是;均为内圈城址较小,外圈城址较大;内圈城址的时代较早,大约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习惯上也称为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外圈城址较晚,主要为龙山文化中期,部分可以延续到龙山文化晚期,并且内外城址的年代是前后衔接的。其实不仅是海岱地区,中原地区的同时期城址,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的内外两重龙山文化城址,也是内圈的小城址年代较早,外圈的大城址年代较晚,两者是前后相继的关系。所以,藤花落龙山文化城址与上述同期城址一样,也是先修筑一座小城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在小的城址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时,人们就在小城址的外围建造起规模更大的城址,而内部的小城址则因为失去了存在价值而废弃。

 

作者:王芬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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